自2010年1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速達19.7%后，我國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到2014年前3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降至8.5%。無論是從工業投資看，還是從消費、出口等方面看，增速回落都是一個共同的趨勢。

但與此同時，結構性優化的特征也日趨明顯，從工業投資看，制造業投資增長遠高于采礦業投資增長，制造業內部高科技行業投資增長較快、而傳統制造業行業投資增速下滑，工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高速增長；從消費看，消費結構加快升級，表現為農村消費繼續快速增長、城鄉消費差距呈現縮小態勢，中西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快于東部地區、區域消費差距逐步縮小，消費方式呈現多樣化趨勢、信息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增長較快；從進出口看，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表現為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遠高于全部工業品出口增長，加工貿易出口額比重不斷下降，貿易主體日益多元化，內資企業出口競爭力逐步提升，中西部出口明顯增快，進出口市場分布日趨多元。

從工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看，高加工度化趨勢明顯，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工業中的原材料行業、裝備制造業和消費品行業中，裝備制造業增長迅速，居三大行業之首。近年高技術產業增速一直高于工業平均增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制藥、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展尤為迅速。

從東中西部工業區域結構看，2005年以來總體上維持“東慢西快”的格局，雖然2010年以后各地區工業增速普遍出現下降，但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西部工業增速仍比東部分別高出9.7、4.8和1.6個百分點。中、西部地區在原煤、天然氣、電力等能源工業品一直占有優勢，近年微型計算機、集成電路等高技術產品也有不俗表現，表明中西部地區工業結構也在不斷升級；從企業微觀主體表現看，隨著工業增速逐漸放緩，企業經濟效益指標增幅總體有所回落。但2013年后，工業企業盈利能力逐步趨穩，尤其是近年來工業技術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不僅研發投入和科技產出數量大幅提高，而且一些重點領域先進和核心技術不斷取得突破。

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過程，也正是中國步入工業化后期的階段，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第三次工業革命”三方面挑戰近兩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明顯下降，為什么不是一個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將來會“V”型反彈，而是步入一個中高速的“新常態”，理論界給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了。

工業化理論認為，一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階段可劃分為工業化前期、中期和后期，每個階段轉換都伴隨著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變化。各國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化中期相比，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在中期依靠高投資、重化工業主導發展而支撐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潛在經濟增長率會自然回落。我們的長期跟蹤評價表明，2010年以后中國進入到工業化后期，將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挑戰和風險，當前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新工業革命三大挑戰。

當前產能過剩問題的性質和特征與以往不同，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嚴重性也不同尋常。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本次產能過剩涉及領域更廣、程度更嚴重。從范圍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電解鋁等領域，甚至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等新興戰略性產業。從程度看，從2012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我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已連續32個月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前工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長期維持高庫存以及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

二是由于我國已是名副其實的工業經濟大國，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許多產業年度需求峰值已經達到，很多行業的產能過剩試圖通過長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幾無可能。

三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低成本工業化戰略急需轉型以及我國體制改革不到位等矛盾的集中體現，化解產能過剩不僅是與產業重組、霧霾治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緊密相關的綜合治理工作，而且是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與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

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所以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挑戰，因為這個任務絕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說在工業化初中期，中國從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的產業升級主要是通過“要素驅動戰略”實現，那么在工業化后期，中國要實現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服務業大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更需要“創新驅動戰略”。“要素驅動戰略”強調通過投資、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低成本的大量投入來驅動經濟增長，而“創新驅動戰略”則強調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更具挑戰性的是，我國政府習以為常的、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抓手——產業政策，其有效操作空間將相對有限。一方面，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不同產業演進路徑具有差異性，這意味著產業政策操作的目標并不十分明朗和單純；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學甄選產業政策的具體工具和措施，原有的許多產業政策工具，如直接補貼，將更多地受限，直接“趕超”型產業政策的意義逐步衰減，產業政策更為重要的功能是加強物質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基礎設施建設。

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工業化后期與發達的“再工業化”疊加了，這使得中國工業化進程又增加了一些“變數”。以重振制造業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并不是簡單地提高制造業產值比例，而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制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復雜產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能力，這構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

“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的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我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可能會加速弱化。同時，發達工業既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又可以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那些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偏移，傳統“雁陣理論”所預言的后發產業趕超路徑就有可能被封堵。

面對新挑戰，需要轉換工業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尋求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新動力面對工業化后期的各種新挑戰，能否穩步進入工業經濟“新常態”，關鍵要防止兩方面風險，一是工業經濟增長“失速風險”，也就是工業增速不斷下滑，滑出可接受的底線，從而誘發經濟危機；二是工業經濟結構“失衡風險”，工業發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挑戰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和應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難以實現，環境與資源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業發展方式不能轉變，最終會影響到工業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當前工業增長動力趨弱的情況下，要避免這兩種風險，關鍵是能否通過轉換工業增長動力機制來增強工業增長的新動力。

在工業化后期，工業增長的動力可歸結為兩大方面，一是工業化自身演進過程中由于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而產生的供給推動力；二是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而產生的需求拉動力。在勞動力、資本等要素驅動乏力的情況下，更為根本的動力來自創新。這種創新不僅包括一般意義的技術創新，還包括改革開放意義的制度創新。考慮到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體制機制約束，因此未來我國工業增長的“源”動力更大程度上表現為制度創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對完善創新生態系統、轉換工業增長動力機制具有重大意義。

一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充分激發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活力和創造力，強化了中國工業創新發展動力機制；二是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要素市場，能夠極大地完善工業發展環境；三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制度改革，能形成有效的產業政策體系和合理的稅收負擔；四是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有利于形成我國工業發展重要拉動力；五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可以倒逼我國工業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六是推進教育、科研等社會事業領域的改革創新，能夠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工業的協調發展；七是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可促進工業增長和工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總之，步入新常態的工業發展戰略是，全面深化改革，轉換工業增長動力機制，以創新驅動戰略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進程，達到中高速增長、結構優化的經濟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