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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月，我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繼續下行，已跌破50%的榮枯線至49.8%，PPI已連續35個月負增長。除受短期因素影響外，工業的持續膠著不振，更多地反映出我國“正在經受產業結構調整陣痛”。

日前，接受記者采訪的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判斷，這種陣痛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我國產業結構性調整是未來一個階段的常態化特征，這源于對我國工業發展階段和世界工業發展趨勢的研判。”她認為，這是分析我國經濟“新常態”下“中國制造”未來走向的關鍵前提。

一方面，目前我國正處于從工業化中期向后期加速過渡的階段。從一般規律來看，這種過渡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比較優勢的重塑，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在這一過程中，主導產業、產業技術結構、產業組織方式都會出現相應的變革。

另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山雨欲來”。從全球范圍來看，集群式技術創新大量涌現，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尤其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趨勢愈發明顯，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契機。

尤其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興起恰與我國工業化向中后期過渡、產業結構調整出現歷史性的交匯。這次新工業革命更為深刻的影響，則體現在“國家競爭力的此消彼長，和世界經濟版圖的重構”。

在權威專家看來，若能合理有效把握這次機會，中國實現的將不僅僅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更有可能“彎道超車”，實現對發達國家工業化趕超。“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錯過了前兩次工業革命，導致我國被發達國家甩于身后。回首歷史，我國已承受不起再次被甩開所帶來的痛楚。”

大規模兼并重組正在到來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機制已經形成。這主要源于我國的工業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而這些領域我國已非常成熟，產能達到或接近峰值。”李燕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解釋道，面對由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性特征，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處于轉換期，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是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

從投資趨勢看，2014年，我國六大高耗能行業平均投資增速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其中備受關注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同比下降了5.9%，而高端裝備、新興領域的投資增速則遠超工業行業的平均水平。這也佐證了我國工業正經歷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趨勢明顯。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和驅動力就來自企業間的兼并重組。”李燕認為，兼并重組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調整，有利于實現我國工業比較優勢的重塑。

兼并重組能實現企業間的戰略、業務、制度、組織人事和企業文化的有效整合；兼并重組能夠使得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獲得更多的技術、人才、品牌、生產效率和規模的支撐，為企業實現新一輪發展提供驅動力；兼并重組還能實現資源要素的有效集中，也是解決目前面臨的大規模產能過剩的“苦口良藥”。

權威專家認為，我國出現大規模產能過剩與之前我國企業過度競爭關系密切，而過度競爭則與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相關。這主要表現為“產業集中度不高，以及所帶來產品同質化、生產規模和范圍不合理、企業間缺乏協同性”。

“我國企業目前的確面臨著集中度相對較低的問題。”李燕舉例道，2013年我國粗鋼生產企業CR10(銷量排名前十名所占比重)只有39.4%，而同期韓國浦項制鐵一家產能就占到韓國的60%；從2013年船舶行業的實際完工量來看，韓國前十家船企的集中度高達99%，日本是75%，我國低于50%。

李燕預估，經過此輪市場自發的兼并重組，我國在一些規模經濟行業的生產將實現進一步的集中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普華永道發布的《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并購》報告也顯示，我國企業已進入兼并重組活躍期：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并購交易數量高達6899宗，交易金額達到4072億美元，交易活動的數量和金額環比均激增55%，創下歷史新高。其中，科技、工業、消費相關、原材料、金融服務成為并購交易的重點行業。

“國企改制將是未來一個階段國內企業之間兼并重組的關鍵推動力。”權威專家預計，特別是央企將可能迎來大規模重組潮，預計未來幾年將有如今的上百家縮減至60家以內，“兼并規模前所未有”。

新工業革命“曙光”破曉

“第三次工業革命恰恰與我國工業化向后期過渡出現歷史性的交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研究員王忠宏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伴隨信息技術、制造革新、能源技術、材料技術的交叉融合和群體興起，第三次工業革命孕育著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和商業模式，助力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

從生產組織方式來看，“制造業的網絡化、平臺化、扁平化和智能化將帶來顛覆性影響。”經過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洗禮，上下游企業互聯、區域內企業水平互聯以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互聯將成為現實，不同生產環節分工會呈現進一步細化、專業化。

這將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傳統生產組織方式下的“延時”效應將大大降低。在權威專家看來，過去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延時”所帶來的產需不協調將得到解決。新的生產組織方式為緩解產能過剩“另辟新徑”的同時，還能有效提高生產效率。

同時，新工業革命正在促生新的商業模式。歷史上前兩次工業革命是進行集中生產，全球分銷，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商業模式都是以廠商為中心開展的。

“真正意義上的以消費者為中心來臨，中小規模企業成長空間巨大。個性化生產將成為大規模制造的重要替代、補充和增益，彌補傳統大規模生產的不足。”王忠宏解釋說，一方面，新的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方式為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提供了現實條件。另一方面，“體驗和個性成為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和利潤來源”，中小企業將能夠實現小批量，甚至單件商品的定制化生產，并依然有利可圖。

在李燕看來，每一輪工業革命的興起都會帶來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革命，國家間比較優勢、生產組織方式、產業結構、國際競爭格局等發生變化。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是對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而美國積極推進“再工業化”，打造“工業互聯網”的最好解釋。

產業變革仍需合理支持

盡管信息技術的大規模深度應用剛剛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仍處于萌芽階段，但帶有第三次工業革命“血統”，采用新商業模式的企業已經開始在我國生根發芽。

權威專家就舉例道，位于廣東順德的一家家具企業已經初步完成信息化轉型，開始個性化定制生產：根據消費者對家具尺寸、價位、風格等要求，將數據輸入定制系統，系統列出多種可供消費者選擇的家具樣式，消費者做出選擇后再由工廠組織生產。

在王忠宏看來，新型企業的出現，一方面源于產業結構調整倒逼企業升級，另一方面則是我國已具備踐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條件。目前，我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所涉及的電子信息、互聯網、新能源等產業的規模已經位居世界前列，3D打印、工業機器人、新材料的實際應用也在加快推進，并且在物聯網研發和標準上也基本與國際保持了同步。

并且，“具備較大規模的國內市場需求向來是工業革命‘先發者’取得領先地位的關鍵因素”。王忠宏認為，我國不僅具有多層次、多樣化的巨大內需，還是工業“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產業聚集效應明顯的“世界工廠”，這是我國推進第三次工業革命，孵化出新型企業的最大優勢。

權威專家對未來中國工業保持樂觀，但也不無憂慮。盡管我國已進入技術創新活躍期，涌現出一批諸如華為、光啟等高技術企業，但我國總體創新能力依然落后于發達國家，仍以追隨模仿創新為主，關鍵核心技術掌握依然不足，并且技術創新體系并不完善，導致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能力匱乏。

對此，李燕認為，無論是基于企業兼并重組，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孕育的新型企業，在使市場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政府“有形之手”依然需要有所作為。

這一方面需要政府繼續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政府更多的是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釋放民間資本創新、創業的活力，同時在安全、環保、法律法規、技術標準規范等方面加以完善，強化執法監督和落實；另一方面，我國的產業政策也需要由原來的傾斜性為主，轉型為功能性、競爭性為主的產業政策。

“競爭性政策旨在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而功能性政策則是通過普惠性的財稅、金融等政策，對行業共性技術的研發和創新給予支持，對重點面向于未來產業的新型公共基礎設施，比如說工業物聯網、國家信息物理系統、大眾創業等給予支持。將產業政策的功能進一步聚焦到增強工業轉型升級基礎能力，激發企業創新和發展活力上來。”

“制定有針對性的人才培養計劃也勢在必行。”權威專家補充道，基于未來知識性生產要素的重要性，我國需要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完善人才激勵機制，培養適合新一輪工業革命需求的人才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