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步入結構調整期，這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其實，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轉型陣痛期”，在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培訓出來之前，這種切膚之痛恐怕要持續下去，并且充滿社會和經濟矛盾迸發的危險。眾所周知，在全球經濟危機和國內人力成本（包括環境、資源成本）上升背景下，依靠廉價取勝的“中國制造”傳統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我國經濟未來將向何處去？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

在總理李克強力促下，《中國制造2025》橫空出世并上升為國家戰略

基于經濟嚴峻緊迫的現狀，政府也千方百計尋找突破口，試圖逆轉困境，為此，今年兩會上，總理李克強首次提出“互聯網+”這個概念，站在“互聯網+”這個風口上順勢而為，會使我國經濟飛起來。與此同時，鑒于德國工業4.0時代的開啟，在李克強力促之下，“中國制造2025”計劃浮出水面并上升為國家戰略，與“互聯網+”一道成為助推中國制造業轉型的行動指南。

《中國制造2025》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德國工業4.0倒逼出來的結果。所謂德國工業4.0，是德國政府2011年11月公布的《高技術戰略2020》中的一項戰略，旨在支持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保持德國的國際競爭力。

具體看，德國工業4.0本質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統”實現智能工廠。按照設想，工業4.0連接的是生產設備，即生產一體化。戰略核心就是通過CPS網絡實現人、設備與產品的實時連通、相互識別和有效交流，從而構建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生產由集中向分散轉變，規模效應不再是工業生產的關鍵因素;產品由趨同向個性轉變，未來產品都將完全按照個人意愿進行生產，極端情況下將成為自動化、個性化的單件制造；用戶由部分參與向全程參與轉變，用戶不僅出現在生產流程的兩端，而且廣泛、實時參與生產和價值創造的全過程。

簡要來說，如果說蒸汽機和電的發明，開啟了前兩次工業革命，并且確立了工廠規模化、集約化生產模式，那么后來信息化革命，則為工業生產增添了強大助力，信息技術革命不僅為人類提供了新的生產手段，帶來了生產力大發展和組織管理方式的變化，還引起了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革。那么進入德國工業4.0時代，則是利用大數據和智能化生產方式，為富有知識和想象的人的創造“插上翅膀”，助推德國制造從“精益求精”向“卓越創新”道路上邁進。

相比德國工業4.0，《中國制造2025》戰略目標則是立足于本土國情，力圖轉變“中國制造”廉價模式的趕超戰略。根據介紹，《中國制造2025》提出我國從制造大國轉變成制造強國的“三步走”戰略：第一個十年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第二個十年進入世界強國的中位。第三個十年即2045年，進入世界強國的領先地位。最終在建國一百周年成為制造強國。

其重點是：提高國家制造業創新能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強化工業基礎能力；加強質量品牌建設，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產品，不斷提升企業品牌價值和中國制造整體形象；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加快制造業綠色改造升級；大力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突破發展；深入推進制造業結構調整，推動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進一步優化制造業布局；積極發展服務型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提高制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布局，引導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如果說德國工業4.0著眼高端裝備，提出建設信息物理系統，并積極布局智能工廠、推進智能生產，那么中國制造2025提出以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為主線，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構建信息化條件下的產業生態體系和新型制造模式。知情人士指出，實施中國制造2025，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加強制造業基礎能力，制造業與信息技術深入融合，全面推行綠色制造業等戰略任務，爭取通過10年時間，在2025年中國邁入世界工業強國之列。

誠然，《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規劃無疑長遠可行，但關鍵在于具體的執行。畢竟，該計劃最終成功與否，離不開政府和企業針對科研技術龐大的資本投入，和院校機構持久的基礎性研究。總之，一切和錢緊密相關。

資源顯示，在全球創新投入競爭力排名中位居前20名的國家，有19個是發達國家，其中，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國研究與開發費用，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2.8%，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始終在1%以下。以美國為例，2008年是美國金融危機最嚴重的一年，即使如此，當年美國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依然高達3,330億美元，其中，制造業的研發經費為2,330億美元，占全部研發經費的71%。

與之相比，我國可謂大相庭徑。2013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11,846.6億元（折合1933億美元），增長15%；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08%，比上年的1.98%提高0.1個百分點。

“過萬億元的科研經費看似總量不少。但是基礎研究的投入有多少呢？”科學院院士楊衛用表示，“基礎研究的投入這幾年的占比都很穩定，基本占到經費的5%左右。2013年大約占到4.8%左右。”

在楊衛看來，國家對于基礎研究的投入應該繼續增加。為什么？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基礎研究在的占比出奇地低，“其他國家占比10%—20%”。這和整個科技經費的投入來源有關系，我國的經費盡管超過萬億元，但76%以上是企業執行的，而“企業的經費中真正用于基礎研究的鳳毛麟角”。

另外，據我國經濟趨勢研究專家時寒冰披露，我國科研經費大概只有40%用于真正科技研發，而60%均用于開會出差等。很多所謂的“科研項目”只是為了搶食財政資金，并非真正為了研究。“不少企業為了爭專項補助資金，把精力放在了拿項目上，幾乎放棄了對科技研發，這成為普遍現象。”

可見，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不足，和研究機構浮躁短視的心理行為，以及中國企業“工匠”精神的缺乏，成為制約中國產業創新的“短板”，政府如果想力促《中國制造2025》規劃成功，必須創造出良好的市場環境，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和激勵機制，同時加大科研資金投入力度，從多個方面支持鼓勵社會企業和相關機構創新。否則，《中國制造2025》很可能成為“水中花，鏡中月”，永遠停留在想象、概念、規劃而非具體有效施行的尷尬途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