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并在WTO之外構建投資貿易秩序以維護美國利益，日本正在加快制造業結構轉型，未來中國制造業可能面臨發達工業國家和印度等后發工業國家的“上下夾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和產業政策實施方式必須適時調整，從而確保在全球制造業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美國的戰略邏輯

美國強化制造業技術優勢和產業競爭力、阻擊全球競爭對手的戰略邏輯是：對內以“制造業復興戰略”為核心促進制造業向美國本土回溯，積極推動全球生產制造體系向符合美國資源稟賦優勢的方向轉變。

具體的政策措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制造業技術能力雄厚而產業化（主要是大規模制造）相對能力薄弱的問題，強化政府的作用，通過完善制造業創新體系促進科學和技術優勢向產業化優勢的轉變。如完善針對先進制造業的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搭建全國性“制造業創新研究所”網絡，增加制造業研發預算等。

二是利用智能制造快速發展的機遇，利用智能制造對人工進行替代的資本深化機遇，彌補美國勞動成本高企的劣勢，強化生產制造向美國本土的回溯，加強美國的生產制造（美國學者稱之為“產業公地”）優勢。

美國發展智能制造的戰略意圖是掌握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技術制高點，其核心是依托其在信息技術和先進制造技術領域的優勢，加快推動全球工業生產體系向有利于美國技術和資源稟賦優勢的個性化制造、自動化制造、智能化制造方向轉變。

三是積極建設以分布能源系統、物聯網、下一代互聯網為代表的全新的工業基礎設施體系。在政府資助下，美國各州都在開發和部署具有智能性、可持續性、靈活性的能源、交通、生產和信息基礎設施，這些設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催生新產業、新業態的基礎，也有助于美國制造業降低配套成本，形成快速響應能力。

四是通過強化結構性的產業政策促進生產制造向美國的集聚。利用不同口徑的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制造業企業稅收成本超過45%，加入各類行政性收費和政府基金后的綜合稅負成本超過60%，大幅高于美國制造業企業38.92%的稅收成本和44%的綜合稅負成本。而美國政府加強對工業的補貼有望進一步強化美國的投資吸引力。

例如，富士康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投資的100億美元液晶面板（LCD）項目，威斯康星州政府就將在未來15年內向富士康共支付28.5億美元現金，包括15億美元工資稅補貼、13.5億美元資本投資獲利稅補貼，此外，州政府還將放棄1.5億美元的建筑設備銷售稅。

美國阻擊全球競爭對手的對外策略是逐步弱化以WTO為主導的全球貿易框架，積極推進“印度太平洋之夢”，構建更加有利于美國利益的新貿易投資秩序。特朗普政府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制造業企業家認為，在WTO框架下，美國系統性地、沒有附加條件地開放了貿易和投資，降低和消除了關稅，減少了關稅壁壘，但是在美國降低關稅壁壘同時，其他國家卻沒有向美國同等條件地開放市場。特朗普明確表示，“美國鼓勵私有企業、革新和工業。而其他國家則使用政府工業計劃和國有企業。”

基于這樣的認識，特朗普政府不僅逐步弱化WTO貿易框架，而且拋棄了之前奧巴馬政府試圖推動的TPP貿易框架，轉而通過建立新的雙邊貿易規則來重構有利于美國貿易利益的新秩序，其核心內容之一是加強與印度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伙伴關系，即特朗普所謂的“印度太平洋之夢”，同時加強針對中國等美國企業主要投資東道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反對以市場要求外資企業轉讓技術和對工業進行大規模補貼等產業政策措施。

日本仍是主要對手

與美國新一輪制造業戰略以加強生產制造基礎不同，當前日本制造業競爭戰略的核心是進行結構性調整，即逐步退出日本企業逐漸喪失優勢的家用電器、消費電子等傳統產業，轉而培育在新能源、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智能裝備等新興部門的競爭優勢。

從三菱汽車油耗造假、東芝公司虛報利潤到高田問題氣囊，再到今年神戶制鋼旗下3家工廠和1家子公司長期有組織的篡改部分鋁、銅制品檢驗證書，近年來頻繁出現的日本企業造假現象實際上是日本制造業處于結構轉型陣痛期的具體表現。但是必須看到，日本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技術基礎仍然十分堅實，同時在新興產業部門的技術能力、特別是工程化能力正在快速培育、提升，日本仍然是中國制造業向中高端躍進的主要競爭對手和障礙。

中國產業安全的新挑戰

在美國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并通過積極構建新投資貿易秩序強化美國利益、日本加快制造業結構轉型的背景下，未來中國制造業發展有可能面臨“上下夾擊”的不利局面。

一方面，美國通過加快技術和產業結構向有利于美國資源稟賦優勢的方向轉變，通過強化政府和產業政策功能加快制造業回溯，同日、德等工業強國加強在新能源、生物醫藥、智能裝備等領域的戰略布局，因而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和構建經濟發展新動能形成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美國通過雙邊談判重建全球貿易投資秩序的企圖可能加快“印度太平洋之夢”戰略的實施進程，即通過培育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對手弱化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和談判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以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工業化有望提速，中國制造業將同時面臨來自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技術追趕和產業替代。

基于此，未來我國的產業發展和貿易戰略必須適時進行調整：

一是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施中弱化對印度和東南亞主要潛在制造業競爭國家的投資，特別是縮減對這些國家在高鐵、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設施領域和電力等能源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抑制其制造業綜合成本優勢的形成。

如果美國進一步強化新亞太戰略，加大與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有可能激發印度和東南亞的勞動成本優勢和市場優勢，與印度和東南亞國家形成研發和大規模制造的分工格局，從而對中國的制造業大規模生產制造優勢形成沖擊。

目前，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雖然在勞動成本方面較中國具有優勢，但由于這些國家工業基礎建設的滯后以及國內市場的分割（印度尤為突出），其在制造業綜合成本方面并未形成優勢。中國在這些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重點應是制造業產能走出去，而不是基礎設施投資。

二是策略性使用產業政策，靈活規避WTO規則。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以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等形式公開對企業進行各種補貼，違反了WTO規則，同時也成為美歐等國家阻擊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把柄。

事實上，美日等工業強國并沒有放棄對補貼政策的使用，如美國對航空和航天、汽車、造船和建筑等部門的補貼；日本對汽車、電子機械和設備等部門的補貼；歐盟對造船、汽車等部門的補貼。

但這些國家在補貼政策的運用方面特別注重靈活性。未來我國產業政策實施應充分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更多依賴研發機構、而不是政府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即政府把補貼資金首先發放給科研院所，然后由科研院所再通過合作研發等形式轉給企業，從而避免了政府對企業的直接補貼。

與此同時，鼓勵和幫助我國企業靈活應用反補貼和反傾銷措施，同時借鑒美國做法，鼓勵企業采用貿易救濟措施，排斥進口產品，打擊國外的競爭對手。以美國《伯德修正案》為例，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把向外國公司征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款直接補貼給提起反傾銷或反補貼訴訟的美國公司，而不是上繳美國財政部。這一做法顯然在實質上是對美國公司的雙重保護，在客觀上也會起到鼓勵本國企業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訴訟的誘導效果。

三是積極利用日本造假門事件頻發的機會，在國際市場和媒體營造有利于中國制造業的環境，加大中國制造質量品牌的建設和宣傳。特別是利用學術界、而不是主流媒體的力量，加大對日本造假和企業失敗案例的分析和發表，同時也加大學術界對中國成功企業、原始創新和產品質量的研究和發表。利用學術界獨立第三方的優勢，在加強中國經驗提煉梳理的同時，擴大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影響力，提升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形象。